为什么这么喜欢放假？为什么这么喜欢回家？除了劳累可以得到休息的因素外，我们还通过放假实行了人生与职业的剥离。

    周六开了一个下午的车，晚上跑到羽毛球馆，哪里还打得动球，何况腰也不好，还无法剧烈运动，只好干看，打球的人很热，看球的人很冷。
    周日还要“过瘾”。大清早9点半就开车出门，中午回家，松煮了螃蟹款待我，他自己吃了两个螃蟹，顺便喝了点黄酒。我也没在意。谁知下午出门，我说开不动了，你开吧。他一脸无辜的对我说，我刚才喝酒了。哦，天。我只好继续，他却倒在我边上呼呼大睡了。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把车开到竹辉桥边莫邪路上，停在绿柳婆娑、碧波荡漾的宽阔的护城河边，太阳底下，熄火、拉起手刹、关上门窗、放平座椅，一歪身，我也睡着了。
    睡了20分钟起来，精神大振。开到十梓街接回女儿，又转到干将路接妈妈。双休日老城里那个路上叫挤呀，好像全苏州的人都开车出门往城里赶；开车那个叫累呀，时而蚁行，时而龟爬。好容易接到了妈妈，赶紧上高架。在胥江中学门口还堵了一把，因为很多家长接孩子。一路又挤又闯，明争暗抢，像打仗似的冲上了西环高架，这下爽了，转南环，又转东环，才十分钟，很快赶到了园区。我大声赞美园区！为了园区宽阔的道路，我以后如果买房子一定买在园区。
    到了印象城，那个该死的迷宫式的停车场害得我转了老半天，而且路牌也不清楚，转弯口窄得只好过黄鱼车。上次松的同事把车停在2，却在2M找了一个小时都找不到他的车。我终于找到停车位，停进去，出来一看，地上写着停车位号“013”，真是也太巧了吧。
    我们到了战锅策，上次就说好请我们爸爸妈妈冬至夜一起吃火锅的。但今年冬至夜在周一，所以我们提前了一天。于是大吃了一通。松又喝了不少酒。
   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，我又在那个迷宫城（我看印象城改叫迷宫城算了）转了几个圈，才兜出停车场。到了晚上，路上毕竟车少了许多，从园区开到干将西路送回妈妈，然后再开回家。松跟甜在车上全睡着了。我一个人开呀开呀，终于到了家。已经晚上9点半了。整12个小时。过瘾。
    当初上了松的当，去学开车，如今悔之晚矣。

    班长居然纠集几个同伙，偷偷躲在食堂里打牌，直到我规定的时间也不回教室。等我抓住他们，批了一通，几个“罪犯”才低头认罪，各自写了一份检讨上来。而“犯罪头子”当然更要被我加料痛批。

    十年、二十年以后，如果他们的记忆不发生问题，回过头来看今天，会怎么想呢？我无从知道。我只知道，其实我也是个牌迷。甚至比他们有过之无不及。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，我老妈整天伙同一帮“小赤佬”，大打“四十分”，我就是受着这样的胎教。直到现在，只要我老妈心情愉快之时，社会活动之余，还能电话召集老姐妹一伙，打“八十分”（四十分的升级换代产品）到半夜两三点钟。而我老妈是难得心怀不畅的。

    可以说，我先认识牌，再认识字。从小跟着老妈打四十分，10岁以前就打得比我老妈精了，这要感谢我超强的记忆力和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。到了中学里，又遇到几个同门高手，惺惺相惜，一日不打，如隔三秋。放学之后蛮荒的喷泉处，就是我们鏖战的好地方。打上一两局，夕阳西下，才分手回家。

    80年代，正是读书无用论大盛行，我们的功课压力并不重，也没听说过家教、AB卷、教辅书，父母对我们放任，几乎不管。在那个十年中，我与同窗好友们、邻居好友们每日切磋，终于练就了一身打牌、下棋、玩球、跳绳、丢沙包、抓角子之类的好武功。其中，尤以打牌功为最精。“争上游”“拼道”“拱猪”“八十分”，门门精通，后来，听说邓小平爷爷爱打桥牌，我们就丢开别的不玩，玩了几年桥牌。犹忆大师兄还曾借我一本《兰梅花叫牌法》，我如获至宝，翻阅良久，后被其索回。不能怪他小气，那时候此类书太过难得了。

    90年代是真正改革开放、大干快上的年代，“打包分”的赌博方式迅速风靡，我们这些牌友接受了打包分的方式，却剔除了赌博的糟粕成分。打了一阵，我们发现，因为牌友人数经常发生变化，往往不能全友同乐。终于，20世纪最后十年中最伟大的发明——“找朋友”诞生了。无论4人、5人、6人、7人、8人，我们都能聚在一起大打出手。

    前年我们四家合伙去武夷山，火车的卧铺车厢里，我们8人挤坐一起，利用一个行李箱背部的平整面当牌桌，不顾4个孩子在我们头顶的铺位上穿梭来去，依然旁若无人，大呼小叫，打成一片混沌江山。引得过往车友无不驻足观赏，羡慕得望而兴叹。

    这么多年来，直到今天，我们固定的8人+4人的组合，每周一定要聚会一次，不仅仅是四个孩子非常盼望每周的团聚，更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玩一通我们最爽的“找朋友”。

    连我女儿在小练笔中也写道：那样维系20多年的友谊真的很少见吧。我只想说，如果没有打牌，也就没有我们这些人的几十年的深厚友情了；而其中4个孩子如兄弟姐妹一样的骨肉情感也就无从得见了吧。

   

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生产队里开大会。团结的会，民主的会，圆满的会，皆大欢喜，和谐社会。

生产队长来宣布：今后开始记工分。今天有请大家来，就是说说这工分。谁家种田出力多，谁家就得高工分。

农民听着心头热: 党和政府关心咱，多劳多得真快乐。——队长，您别多话了，快说，怎么个记分法。

队长扯开大嗓门：别着急啊兄弟们，这事咱看该这样。两亩地，20分；管牲口，12分；小队长，35分；大队长，40分。——各位兄弟，怎么样啊。

农民一听犯了愁：俺们文化虽然低，这点道道还看得透。春播种，夏秋收，风里来，雨里走，勤施肥，喂牲口，俺一年辛苦干到头，咋不如那吃吃闲饭喝喝小老酒？——差一大截那。

队长笑笑又发话：工分分配很妥帖，体现多劳有多得，只要大家勤种地，不会让你吃了亏。

农民着急说不出话：队长，这，这，已经吃亏了啊。

队长大手猛一挥，豪情满怀放光辉：种了地咱就给分，公道周全别再争，既然大家没意见，散会回家养养神。

东风吹，战鼓擂，生产队里开大会。团结的会，民主的会，圆满的会，皆大欢喜，和谐社会。

 

期中考后，一日，某生在黑板上写“放学后不及格的去办公室”。我步入教室，准备上课，见此板书，不语。

将书置讲台，抬头，我对在座说道：“别的班期中考都考7门，原来我们16班考的是8门。”

学生诧异，纷纷说：“没有啊，也考7门啊。”

我：“你们还考一门叫做‘放学后’啊，而且居然还有人连‘放学后’这样的功课都要考不及格，还要抓去老师办公室。”

生：“哈。。。”

 

师：“中国人说话最模糊，什么叫适宜，什么叫不适宜，不清楚。什么叫喜欢，什么叫不喜欢，也搞不清楚。比如你们的老师调查。。。。。”

生：“嘻嘻。。。不好意思。。。。”

师：“根据调查，16班学生有89%喜欢我，还有11%——也就是4个同学对我感觉一般般啦。”

生：“嘻。。。”

师：“我可不希望大家100%支持我。人活在社会上，是不可能做到人人都喜欢，人人都支持的，100%的人支持的是谁？”

生：“谁？神仙。。。”

师：“是萨达姆。据说每次选举都是100%当选。最后被美国人绞死了。”

 

师：“从三香路到新区中间四岔路口有个大大的城市雕塑，知道吗？”

生：“知道的，就是那个。。那个。。红红的。。”

师：“你们知道那个雕塑的名称吗？”

生：“不知道。”

师：“嘿嘿，不知道吧。——我也不知道。”

生：“哈。。。”

师：“我们都叫它‘大龙虾’。有两个大红钳子的。”

生：“哈哈。像的。”

 

下课了，我拿起课本就走，值日班长追上我：“老师，老师，签字，签字。”

我提起笔写：“下次你替我签吧，反正每次签‘优’就行，我哪次不给你们班‘优’的。”

值日班长：“你每次下课都走得很快，一下课就走了。”

我把笔还给值日班长：“下课了，你们又没东西给我吃，不走干吗。”

 

XX食堂的饭桌头，横七竖八摆放着饭盆食盒。饭盆里装载的是粗米，和隔夜煮熟的肉片，加了太多油盐的菜皮。饭桌上的莱叶和菜汤给白腻的餐巾纸包围着，一堆一堆的，填没了这饭盆和那饭盆之间的空隙。 

饭桌旁边是仅容两三个人并排坐的长条木凳子。中午的太阳光从破了的玻璃天棚斜射下来，光柱子落在饭桌边上晃动着的几颗黑脑袋上。 

那几个黑脑袋大清早骑车出来，一直干到了中午，气也不透一口，便来到食堂里占卜他们绩效后的命运。 

“二级两千多，一级三千多。”上头有气无力的对他们说。 

“什么！”黑脑袋朋友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美满的希望突然一沉，一会儿大家都呆了。 

“在元旦里，你们不是说可以人人加一千多么？” 

“加两三千也说过，不要说一千块。” 

“那里有跌得这样厉害的！” 

“现在是什么时候，你们不知道么？各处的想做教师的人象潮水一般涌来，过几天还要跌呢！” 

刚才出力上课犹如赛龙船似的一股劲儿，现在在每个人的身体里松懈下来了。今年天照应，总理关心，学生也不来作梗，说一年可以多加这么二三万，谁都以为该得透一透气了。那里知道临到最后的占卜，却得到比往年更坏的课兆！ 

“还是不要做教师的好，我们都回去抱娃娃吧！”从简单的心里喷出了这样的愤激的话。 

“嗤，”上头冷笑着，“你们不做，苏州学生就没人教了么？各处地方多的是外地老师，头几届还没用完，外地师范大学又有几批运来了。” 

外地老师，外地大学，那是遥远的事情，仿佛可以不管。而不做那已经做了多年的教师，却只能作为一句愤激的话说说罢了。怎么能够不做呢？家庭里面的开销是要出的，为了买房子，养育孩子，吃饱肚皮，借下的贷款是要还的。 

“先生，能不能抬高一点？”差不多是哀求的声气。 

“抬高一点，说说倒是很容易的一句话。我们这政府是拿纳税人钱来开的，你们要知道，抬高一点，就是说替你们白当差，这样的傻事谁肯干？” 

“这个价钱实在太低了，我们做梦也没想到。去年没绩效的时候我们是差不多都能六万，今年的房价涨了一大截，不，所有的东西都涨了一大截；我们想，今年总该比六万多一点吧。那里知道只有五万都不到！” 

“先生，就是去年的老价钱，六万吧。” 

“先生，做老师的可怜，你们行行好心，自己少拿一点吧。” 

另一位头头听得厌烦，把嘴里的香烟屁股扔到街心，睁大了眼睛说：“你们嫌薪水低，不要做好了。是你们自己来的，并没有请你们来。只管多罗嗦做什么！我们有的是洋钱，不请你们做老师，有别人的好做。你们看，食堂门口又有几个来了。” 

三四个黑脑袋从石级下升上来，黑头发下面是表现着希望的酱赤的脸。他们随即加入先到的一群。斜伸下来的光柱子落在他们的旧校服的肩背上。 

“听听看，今年绩效后什么薪资。” 

“比去年都不如，只有五万不到！”伴着一副懊丧到无可奈何的神色。 

“什么！”希望犹如肥皂泡，一会儿又进裂了三四个。 

相识的，不相识的，落在同一的命运里，又在同一的食堂里吃饭，你端起饭碗来说几句，我放下筷子来接几声，中听的，喊声“对”，不中听，骂一顿：大家觉得正需要这样的发泄。 

“一年五万，真是碰见了鬼！” 

“以前是政府穷，不重视教育，我们亏本。今年算是好年时，重视教育了，我们还是亏本！” 

“今年亏本比去年都厉害；去年我们全加在一起好坏能拿六万呢。” 

“又得把自己吃的米省下来还房贷了。唉，做老师的也不敢多吃米！” 

“为什么还房贷呢，你这死鬼！我一定要把钱留在家里，买了米给老婆吃，给儿子吃。我不缴个人所得税，宁可跑去吃官司，让他们关起来！” 

“也只好不交个人所得税呀。交了那么多税，还要摊派我们募捐，国家有个三灾八难的，我们还积极响应慈善活动，贪图些什么，难道贪图明年背着更重的债！” 

“书真个教不得了！” 

“辞职做家庭主妇去吧。我看做家庭主妇倒是满写意的。” 

“辞职了，债也赖了，税也不用交了，好打算，我们一块儿去！” 

“谁来养孩子？家庭主妇跟孩子的开销还要大，老公怎么吃得消。” 

“我看，开公司也不坏。我们学校里的小王，不是么？在上海开了个公司，听说一个月利润有十五万。十五万，照今天的价钱，就是我们年薪的三倍呢！” 

“你翻什么隔年旧历本！上海几个贪官下马，好多的公司关了门，小王在那里做叫化子了，你还不知道？” 

路路断绝。一时大家沉默了。酱赤的脸受着太阳光又加上食堂菜汤的油盐味，个个难看不过，好象就会有殷红的血从皮肤里迸出来似的。 

“我们年年教书，到底替谁做的？”一个人呷了一口汤，幽幽地提出疑问。 

就有另一个人指着天花板说：“近在眼前，就是替他们种的。”

“我们吃辛吃苦，他们嘴唇皮一动，说‘五万一年！’就把我们的油水一古脑儿吞了去！” 

“要是让我们自己定价钱，那就好了。凭良心说，八万一年，我也不想多要。” 

“你这囚犯，在那里做什么梦！你不听见么？他们政府是拿纳税人钱来开的，不肯替我们白当差。” 

“那末，我们读大学也要投资的，也有本钱的，为什么要替他们白当差！” 

“我刚才这么想：现在让你们沾便宜，钱放在这里；往后日子过不去，就来拿你们的！”故意把声音压得很低，网着红丝的眼睛向岸上斜溜。 

 “今年春天，山东地方不是闹过罢课么？” 

 “今天在这里的，说不定也会罢课，谁知道！” 

散乱的谈话当然没有什么议决案。菜汤喝干了，饭吃过了，大家走着回自己的办公室。 

    第二天又有一批黑脑袋来到这里吃饭。食堂里便表演着同样的故事。这种故事也正在各处食堂表演着，真是平常而又平常的。